温州经济被喻为全国民营经济的风向标，同时也是当下最具活力的民间投资的晴雨表。8月中旬，温州市出台“金融八条”，力图为中小企业“补血”。在此之前的7月13日，浙江省政府正式启动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这是浙江首次以文件制度的方式承认民间贷款机构的合法地位。这些创新的融资举措背后，是民营中小企业资金链吃紧的集体困境。 

    今年以来，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传统制造业步入艰难寒冬。7月初，中央高层先后到多个沿海省份考察，参观的大多数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透露的数字称，温州有近两成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企业资金紧张，民间各种拆借行为因此盛行。在此背景下，浙江率先在几大城市推出小额信贷公司试点，被舆论评价为是很有希望将地下金融阳光化的尝试。 

    昨日南都记者获得最新信息，温州已向浙江上报了部分小额信贷公司的试点名单，牵头者多为大型制造企业。 

    打工更艰难了 

    厂里订单下降，郭林林不得不离开，今年以来，他已经换了三家工厂。来自贵州的郭林林，正考虑要不要听父母的话，早些回到故乡 

    郭林林是“80后”，他每天穿着雪白的衬衣，到温州劳务市场找工作，已经徘徊半个月。今年以来，这个青年已经换了三家工厂。最近的一份工，是在当地一家中型制鞋企业。最近两个月，厂里订单下降，郭林林不得不离开。

    像郭林林一样的外来务工者，在温州绝非个例。7月的浙南，酷热像一个巨大的蒸笼，把城市包裹的严严实实，这是传统的招工淡季。但今年，酷热无法阻断求职心切的务工者。 

    王瓯翔是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副书记，他的感觉更直观，去年此时，从二楼往求职大厅探望，人头历历可数，现在却是熙熙攘攘的人群。王提供给本报的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在该市劳务市场登记的求职人数比往年同期增加了一成，但用人单位提供的就业岗位却少于往年。 

    温州劳务市场的悄然变化，正在反衬着长三角宏观经济面的变化。 

    上月初，温州龙头鞋企康奈接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全国政协副主席黄孟复和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率领的三个调研团。康奈新闻发言人魏炎鑫参加了调研，他对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一席话印象非常深刻，它们被完整记录在笔记本上———“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一批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对解决就业、稳定大局，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这种影响并非空穴来风，据统计，中国经济80%的就业需要依靠中小企业，而温州的中小企业就容纳了280多万外来员工，郭林林正是其中一员。 

    “在城里打工更艰难了”，作为一个体力劳动者，郭林林会很自然地关心猪肉的性价比，他发现食堂猪肉分量比从前少，价钱还更贵。事实是，今年以来，郭林林的工资更高了，但并不能完全抵消生活成本的上升。 

    而人民币的通货膨胀也令他感到异常沮丧，原本打算一年存5000元，干几年就可以积攒回家做小生意的本钱，但他现在必须再多干几年。这些都打击了他在大城市里打工的积极性。来自贵州六盘水的郭林林，正考虑要不要听父母的话，早些回到县城。因为他说，他的账已经算不下去了。 

    苦苦支撑的亏损企业 

    叶剑波的中型眼镜制造公司雇了200工人，今年以来，5%的利润率慢慢蒸发。直到5月，利润削减为负数，厂里六成工人被遣散 

    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老板们，比如正在苦苦等待转机的叶剑波，手里也有另一本艰难的账。 

    在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温州，叶剑波经营着一家中型眼镜制造公司，她的工厂雇了200工人，这家厂生产的眼镜价位在几元至几十元之间，是温州传统制造业的代表。 

    他们也是微利的代表，除开人工、原料、管理成本，这个厂每年出口到巴基斯坦、印度、中东的眼镜，可以为叶剑波带来5%-7%的利润。 

    在最近几年，这个利润率只是中国GDP的年均增速的一半，但它仍然能提供足够的生存空间，支撑企业运转。 

    然而今年以来，5%的利润率慢慢蒸发。按美元结算的订单，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值钱，客户们委婉地告诉叶剑波，仓库已经堆积了一大批眼镜，短期内不会再有订单。直到5月，叶剑波的利润被削减为负数，这个昔日红火的制造企业正式进入亏损期。 

    厂里六成工人被遣散，叶剑波一个月发给他们600元作生活费，期望维持和他们的联系，以便随时复工。她努力让自己作为一个管理者的形象显得有底气，然而，她内心无法平静，这个只保留了80工人、规模压缩到一半的企业，一个月仍然要承受20万的亏损。 

    叶剑波不得不改变自己的预期，她只希望工厂能生存下去，只要出厂价能抵平工人工资和原料成本，她就会欣然接受。但这样的订单也似风毛鳞角，前两天刚接了一笔生意，她又算了一遍，发现一副眼镜还要亏5毛钱。 

    她不知道自己的企业还能支持多久，所以只能等待秋天传统旺季的到来，或许给整个眼镜行业带来好运气。而现在，她能感觉到的只是同行接连倒闭的唇亡齿寒。 

    “两成停工”背后 

    温州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尊贵的客人。高规格、高密度的调研背后，是中国制造型企业面临的集体寒冬 

    叶剑波面临的困难是温州民营经济的缩影。作为民营经济的风向标，最近几个月，温州的变化前所未有。 

    7月起，中央领导频频调研中国经济的诸个发动机。温州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尊贵的客人。温州人从未见过如此多重量级人物如此密集地“空投”温州，他们已经嗅到了空气中不同寻常的味道。继国务院和各部委相继到温州调研之后，7月28日，由财政部企业司司长刘丽娜和国务院研究室信息司副司长向东牵头的调查组再赴温州。

    高规格、高密度的调研背后，是中国制造型企业面临的集体寒冬。

    “这是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温州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谢榕芳这样解释寒冬的意义———上半年温州有将近10%的鞋企倒闭，下半年估计还有一批。她说，十年前火烧温州鞋也很困难，但和现在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从打火机到皮鞋，从眼镜到服装，今年以来，从长三角到珠三角，传统制造行业步入艰难寒冬，“企业倒闭潮”如潮水一般见诸媒体。今年3月底，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市委研究室研究员周德文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数字———温州有近两成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 

    这个数字迅速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代表，温州的一举一动都具有风向标的意义。

    “两成停工，这个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周德文向记者强调，“我并非唱衰温州经济，地方领导要敢于正视现实，才能未雨绸缪”。他本人已经向温州市政府打了一个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的正式报告。 

    周德文是温州模式的代言人，作为本土经济学者，他本人已融入温州特有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从2007年底，在和小企业接触中，他察觉到温州企业面临的种种压力。这一切令他忧心忡忡。 

    缺钱的滋味 

    台州飞跃申请破产，义乌金乌集团董事长在欠下上亿的民间借贷后不知所终；两家大型民营企业的困境，立刻牵动浙江民间资本敏感的神经

    7月以来，周德文几乎参加了所有中央领导人在温州的调研，他预计，宏观趋紧的政策虽然可能有微调，但不可能根本改变，可以预见的是，下半年将是这些企业最难熬的日子。

    但上半年的日子已经很难过了。那些从来没缺过钱的企业，头一次感觉到了缺钱的滋味。

    台州飞跃，中国缝纫机制造出口的龙头企业，5月申请破产。6月，义乌金乌集团董事长在欠下上亿的民间借贷后不知所终。

    两家大型民营企业的困境，立刻牵动浙江民间资本敏感的神经。据媒体报道，飞跃互保公司名单上有在台州工业企业综合实力排名分别列第一、第三位的钱江集团、星星集团。

    飞跃假如破产，后果不堪设想，一家民营企业的老板问记者，飞跃和多少家企业互保，飞跃一倒，这些企业怎么办？浙江民营经济在互相抱团的模式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型企业的兴衰，往往关系着地区经济的走向。

    一个现象是，同为民营经济发达的浙南，温州并未像义乌、台州一样有大型企业的轰然倒闭。一个问题是，如果飞跃在温州，情况会怎样？

    温州的民间金融，历史比台州悠久，规模比台州强大、发展更成熟，周德文说，这就是温州没有大型企业出问题的原因。

    但谁也救不了飞跃，浙商银行温州分行行长王成良评价说，飞跃的问题，是市场的问题，不是资金的问题。产品没市场了，停产等待时机是最理性的选择。而不是亏本也要生产，这样只能带来更大的损失。

    浙商银行是专营小企业业务的银行，有25%的信贷以每笔500万以下的额度投放给小企业。王成良否认了银行缩减小企业贷款额度的说法，他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对小企业的贷款额度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2个亿。

    王成良解释说，令民间感觉银行借贷比往年困难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虽然全年投放额度高于去年，但今年投放的增速比往年慢，资金供应增量赶不上需求增量。其二是，以往受到利润驱使，银行总是尽可能把信贷额度在上半年用完。但按照央行的新规定，每年的信贷投放必须平均分配到四个季度，所以今年上半年投放少于去年同期。以温州分行为例，今年一、二季度的额度已经全部用完，三季度有4.5个亿，估计很快也会用完。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成良说，如果中小企业处于库存增加、销售不畅的状况，银行不可能贷款给它，因为风险很大。

    而有的企业已经未雨绸缪，主动回避风险。

    浙商银行有一个贷款千万的客户，是温州一家较知名的制鞋企业，已经变卖了原材料，清空厂房，偿还了银行债务，准备等待环境转暖。这是一个理性然而严峻的缩影，更多的企业在勉强支撑，希望油价下跌原料价格下跌，希望国家改变出口退税政策。

    民间资本新动向

    作为精明温州人的代表，徐慧已经从今年不景气的经济形势中嗅到了新的商机。温州的担保业，在过去两年不声不响地经历了高速增长

    在制造业吃紧的环境里，自由逐利的民间资本，正在酝酿种种转型。

    作为一家贸易额上亿的中型出口贸易公司的老板，徐慧为40多家小企业代销中国制造的商品。今年她知道这些小厂的日子不好过了，以前她可以月结，现在为了防止小厂资金链断裂，她必须在收货的第二天就把钱打到工厂账上。因为订单下降，徐慧的贸易公司虽然还不至于亏本，但盈利已大不如前。

    作为精明温州人的代表，徐慧已经从今年不景气的经济形势中嗅到了新的商机。她和几家公司合伙办了一家投资公司，开始寻找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经济增长点。徐慧是做眼镜起家的，正因为如此，她很清楚低端手工业市场竞争的无序和微利。这让她下定决心寻找新兴的投资方向，比如为了寻找温州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新能源、新材料，她入股的投资公司不惜跑到新疆去投资。

    “以前我们更有实力，去年还在芬兰投资了一家北欧服装城，现在只能几家凑起来抱团”，徐慧说，真正困难的是那些还没有完成第一桶金积累的人，对我们而言，机会在外面。

    作为一个对制造业有持久信心的温州人，徐慧从萧条中看到了希望，她和同伴希望投资公司能够瞄准温州本土的优质大中型制造企业，以资金方式入股。她把这比喻成在股市里“抄底”。

    像徐慧一样，已经有一定原始积累的温州人，开始动用他们的资金，希望在这一轮经济调整中，随风转舵，积累更多财富。

    但这其中也蕴含着风险。一个例子是，温州一家企业给另一家企业作担保，向银行贷了2000万。借钱的企业倒闭了，作担保企业不得不把自己的厂房作抵押贷款，还了银行的账。

    在专业的担保公司，这种类似风险不言而喻。温州的担保业，在过去两年不声不响地经历了高速增长。记者采访过的担保公司，均表示过去的年增幅在50%以上。“但今年成为了担保风险年”，温州市担保与信用协会会长郭志超说，现在他们一般不对出口加工型行业提供贷款担保，他也经营着一家中投信用担保有限公司，是温州担保行业的资深人士，也参与了几次中央领导温州调研。

    张华健和郭志超感同身受。他是另一家大型担保公司的董事长，张华健把他从事的工作称作“差中选优”，因为他们的担保对象往往是银行不愿意直接提供贷款的企业，所以风险大过银行。

    这家担保公司董事会已经通过了压缩全年担保规模的决议，张华健说，下半年一般不提供担保，上半年提供过担保的企业要常走动，控制风险。类似打火机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一般不提供担保。

    阳光下的“高利贷”

    当地报纸广告栏上，民间借贷已经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由于资金面持续紧张，众多中小企业只能转向民间借贷

    随着各种融资渠道的收紧，今年以来，原来处于灰色地段的民间借贷，逐渐走上地面。

    “帮还贷款，资金周转，投资咨询，速度快，收费低”，当地报纸广告栏上，民间借贷已经不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打电话可以咨询到行情：企业如果借100万，一个月需付3万块钱利息，且需要抵押房产证。相当于一个月三分利，年息是43%.

    作为一个有投资倾向的职业太太，林洁正在被报纸上的广告吸引。她琢磨着把自己从股市里撤出的资金部分借给民间信贷公司，虽然她有前车之鉴。十年前，她曾经存了两万块钱到一家民间机构，后来血本无归，在政府干预下，她才拿回了其中的7000块钱。

    温州的闲钱不在那些大企业手里，而是散落在像林洁一样的中产阶级手中，黄伟建评价。他是温州市政协委员，恒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公司的主营业务类似于风险投资。他说，温州人到处炒房、炒煤，但其实温州资金很散、很多，是民间借贷把这些钱收集到一起。

    一个来自温州银监会的数据引人关注———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说，今年上半年，温州各家银行新增了500亿存款。这些钱一部分来自股市，一部分来自收回外地投资。

    但这笔钱并不完全能在银行安定下来。由于资金面持续紧张，众多中小企业只能转向民间借贷。另一个来自温州银监会的数据是，在目前浙江温州的企业营运资金构成中，自有资金、银行贷款、民间融资的比例，已经从2006年的60：24：16，转变为现在的54：18：28.

    据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介绍，目前温州民间金融的流动规模已经达到600亿。

    一个不是秘密的秘密是，在温州，“高利贷”已经非常流行。据多家媒体报道，温州民间资本的高利贷利率高达月息5分以上。

    但很多业内人士向记者否认了这种说法。“这只是少数”，温州市信用担保协会会长郭志超说，月息5分利是用来做短期周转，大量长期稳定的民间借贷利率月息稳定在1.5%-2%.

    即使是1.5分的月利，仍可能潜伏着风险，如果一个工厂需要贷款一年，年息就是20%，这已经远远超出温州制造业约10%的平均利润。

    被搅动的民间热情

    小额信贷公司试点，被舆论评价为是很有希望将地下金融阳光化的尝试；温州前100强企业里，已经有90%申报了小额信贷

    担保公司不仅存在经济风险，还存在法律风险。

    各种借贷公司、担保公司，走在法律的中间地带，浙商银行温州分行行长王成良评价说，他们不是黑色的地下钱庄，但他们身份模糊。而寻求合法身份，几乎成了必然逻辑。

    上个月，浙江率先在几大城市推出小额信贷公司试点。从2006年起，中国在山西、贵州、平遥农村开展小额信贷试点。而此次试点是在城市，被舆论评价为是很有希望将地下金融阳光化的尝试。推出时间也引人遐想———恰好在中央领导集体调研之后，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就认为，这和民营企业集体面临的困境有相当大的关系。

    温州的民间金融，在改革开放之初，就为民营企业的资金积累提供了原始的助动力。然而1986年，温州民间金融上演了最难堪的一幕，以个人信用为担保的抬会资金链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塌。一个叫郑乐芬的妇女以投机倒把罪被执行枪决。

    但小额信贷自有足以夸耀的历史，它令人们想起孟加拉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他是小额信贷模式的创始人，他创办的格莱珉银行专门向穷人提供贷款，同时创造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奇迹。

    温州将获批成立16家小额信贷公司，他们不同于格莱珉银行之处在于，浙江省银监会在下发的文件上同时注明，小额信贷公司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金融机构，只是一种经营特殊业务的公司，必须由大型制造企业牵头，它不能吸储，贷款利率不得高于银行4倍，70%贷款单笔不得超过50万。

    尽管有种种限制，大型制造企业、担保公司对这16张门票表现出罕见的热情。温州前100强企业里，已经有90%申报了小额信贷，其中很多本来就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比如同属电器行业的正泰、得力西。温州担保行业协会会长郭志超说正在带领数家担保公司申请牌照，他说，“更重要的是趋势，小额信贷公司的未来是乡村银行”。

    为了提高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持力度，8月下旬，央行与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文，将劳动密集型小企业的小额担保贷款上限由100万元提高到200万元，并允许贷款利率上浮3%.这进一步刺激了民间申报小额信贷资质的热情，恒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温州政协委员黄伟建就重新加入激烈的竞争。

    虽有小额信贷将收编民间钱庄的说法，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即使这16家小额信贷公司可以收编近20亿民间资金，相比温州600亿的民间金融总量，仍显得杯水车薪。

    记者昨天咨询了数家正在申报小额信贷资质的机构，据介绍，目前温州市已确定一批名单上报到省里，中标者都是制造业龙头企业。如果不出意外，温州的小额信贷公司10月就可以正式开张营业。

    “好多温州企业家心里，都装着要当银行家的梦”，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准备接受一个畅销书作者的采访，专门写中国不寻常的2008年。作为温州模式代言人的他，也自称为温州小额信贷的民间推手，他最近不停接待咨询小额信贷的企业家，民间热情甚至超过他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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